文/逍遥白鹤
写于2007年7月
中国许多老辈人的童年，私塾里最先学到的知识，就是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背会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此是说，人呱呱落地之际，本性是向善的，吃奶的婴儿与婴儿之间本没有太大的差异，变化是后天养成。人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受教育情况的差异，各人的习性逐渐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倾斜，善恶的差距才彰显出来。后天教育的正确和执著是非常之重要的。这种理论在中国老百姓当中一代代口耳相传，传到今天恐是要断代了，没有孩子再愿意费劲巴力地背诵三字经，再去思考精神境界那回虚无缥缈的事。现在教育人的人、规范人的人，都顾不上道德了，顾不上不徇私情的法制了。怪不得下一代两眼只会望着游戏机、美女、望着金钱发呆。现代科学证明了基因、染色体的遗传作用，那些在科学杂志照片上看到的花花绿绿的几何图形、那些我们肉眼见不到双手摸不着的东西，已经先胚胎成型就存在了，决定于万分之一个精子和卵子的选择性结合。基因、染色体除了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身高、发肤、眉毛眼睛的特征之外，也决定思想和行为方式吗? 决定人心的善恶吗？我们的祖宗绝想不到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是后人自己发明的，和基因没有关系。杀人犯的孩子不一定也喜欢杀人。三字经浅显的道理并没有被遗传学颠覆。大量的事实说明，遗传不决定人类成年后的思想。而是物质利益的蛊惑、盲目的个人崇拜或是扭曲的信仰会把人引导向罪恶的深渊、引导向毁灭性的自我异变。据圣经记载，魔鬼撒旦魔力无边，即使是万能的上帝和他斗法也绞尽脑汁，颇费气力。看来，无论在神域还是人间，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角斗一样的曲折艰难。中国人爱随大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教育导向更是压抑和淡化了几代人个体的判断能力。习惯于趋众、习惯于趋潮流的人们一旦从追求空泛的理想中醒来，把每一个个体的追求都演化、集合在金钱——这个唯一的衡量标准之下。于是，从不择手段地捞取政治资本转而捞取物质利益。架空了的政治和道德立即在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利益冲击下溃不成军，体无完肤。
昨晚，我观看中央四台的新闻，山西黑砖窑的黑老板雇用的打手们被法庭判刑。这本是个解恨痛快的结局，我看到打手行列里有两张少年模样平滑无皱的面孔。单从形象和年纪上看，与可能在高中或大学校园里出现的学子们并无二致，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鸠眉鼠目、恶煞凶残，但确确干下了反人性的倒行逆施。他们对于手无寸铁、年龄比他们还轻许多的童工拳脚相逼，甚至置于死地。我的心中不由一颤，喉头有哽噎住了的不畅感。人啊，怎么可以如此残忍？！难道仅仅是因为生存条件的严苛、仅仅因为贫穷，他们就选择了去凌辱比他们更弱小的弱者的方式求生？更不要说，那些用敲骨轧髓挣来的钱住豪宅开大奔的黑砖窑黑煤窑的窑主，那些接受带血的银元贿络的政府官员，良心何在？
我联想到在不很久远的以前，有些年轻打手既不贫穷更无生存之忧，他们凌辱同类的残忍程度不逊于前者。不过，因为历史阴错阳差的缘故，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逃过了审判席的公平裁决，并有可能在有生之年永远地逃脱了罪责。听说，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岁月里，北京一所女中一群花样年华的少女挥舞棍棒，将她们曾经尊敬爱戴的女校长活活殴打致死。女校长的丈夫至今仍存放着爱妻凝固着斑斑血迹的遗物，矢志不渝地层层上告不得伸冤……。女打手之一宋彬彬，其父是一位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功臣。她不缺衣不少食，甚至生存的条件比许多同龄人都优越，如何可以变得如此手下无情？当宋彬彬光荣地为伟大领袖献上红袖章时，领袖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一个字？她激动无比地回答：是文质彬彬的彬！领袖语重心长地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啊！当天，“宋彬彬”就改名为“宋要武”了。她也干干脆脆地斩断了少女应有的百转柔肠，化身为校园打女，所向披靡，一打不可收拾。她心目中的神指向哪里，她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往哪里冲。
贫穷的弱者不是必然产生恶的根基，贫穷的弱者决不一定没有智慧和志气。我曾看到一个前侵华日军的回忆里记载的一段往事：日本侵华战争末期，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里驻扎着一支日军部队。供给匮乏的日军疯狂地在村庄里搜抢粮食，闹得小村庄日日鸡犬不宁，风声鹤唳。这个日本兵是个小班长，一天他又闯进一家农户抢粮，户主老大爷死死抱住装粮食的口袋不放，“这是一家过冬的口粮，你们不能再抢走了！”任鬼子的枪托雨点般打到他并不强壮的身上。老大爷的儿子不忍心，跪下来求鬼子放过老人，也劝父亲不要粮食了，保住一条老命要紧。老人被拖出好远，就是不肯松手。鬼子小班长把刺刀对准老人的胸口差一点就捅了下去，但他收手了。他不是出于怜悯，当时中国人的性命在他眼里一钱不值。而是因为当时上司有令，占领区要避免继续杀生，要巩固占领军的地位。老人不敌鬼子人多力大，粮食最终被抢走了，他落了一身的伤痛。不想，两周后，日军得到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鬼子小班长心中郁闷，傍晚走出军营散步。他鬼使神差地又走到那个老人的门前，老人正坐在门槛上抽烟袋。透过蓝幽幽的烟雾，他们四目相撞，鬼子感觉到老人认出了他，老人眼睛里闪烁出仇恨的光，很快地调转过头，把个后背对向他。鬼子在老人身后站了好一会儿，见老人根本就没有惧怕也不想理他，就用生硬的中国话气哼哼地说：“中国胜了，日本败了。”老人没有回头，鬼子以为他没说明白，大声嚷起来：“你们胜了，我们败了！”老人缓缓回过头来，眼里的仇恨转化为轻蔑，他从容地吐了口烟，异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让鬼子万分意外的话：“噢，那你可以回家了。”这个小班长说，老人当时的这句话对他如五雷轰顶，残忍冷酷的他眼眶里顿时溢满了泪水，这个情景他记了一辈子。归国后，他告诉了许多他以后遇见的日本人。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富有的人也绝非一定活的飞扬跋扈、声色犬马。我去过厦门，到过那里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因为这几个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一手集资创立。陈嘉庚（1874－1961）, 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一带名闻遐迩的华侨企业家、“橡胶大王”。集美这个小渔村是陈老先生的出生地。他少年时期赴新加坡随父经商，和许多海外爱国华侨一样，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他并没有安枕于巨额财富，而是积极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冀厚望于“教育救国”。抗日烽火燃起，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为鼓励侨胞多寄赡家费、增加祖国外汇，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陈嘉庚都无不殚精竭虑，逐一谋划、落实。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所急需的战略物资。陈嘉庚十分关心祖国抗日阵营内部的团结，1938年10月，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发电报，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予汪精卫妥协投降势力以当头痛击，轰动一时，被引为美谈。1940年，他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蒋介石国民党所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他以年近七秩之身被迫隐居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粒氰化钾备用，并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铮铮铁骨，令人钦仰！
不是富有或贫穷，不是先天的基因，究竟是什么力量操纵着人性的善恶？
